韩愈于唐贞元十九年（803）和元和十四年（819）先后两次被贬至岭南的阳山和潮州。期间股票配资后台软件，韩愈创作了不少有关岭南的诗文，有力塑造了两地的地域印记，这让阳山和潮州名声大涨，开始走入了士人的思想世界。但韩愈的两次岭南书写却有着不同的影响；他让阳山有了“天下穷处”的地域印记，而潮州却成为“海滨邹鲁”的代名词。 

“天下穷处”的阳山

后世普遍认为，是韩愈让阳山之名传遍了天下。明代大臣游朴在为万历《阳山县志》作序时就说：“韩昌黎以言事谪是邑，而阳山之名遂著于天下。”清代阳山知县万光谦在《乾隆〈阳山县志〉序》中说：“阳山介楚粤交，称僻壤，唐贞元末，昌黎韩公令是邑，名始著。”在传统时代的士大夫看来，是韩愈让阳山之名闻名天下，同时韩愈所刻画的阳山形象也成为士大夫思想世界中的集体记忆。可以说，韩愈直接塑造了传统中国思想世界中的阳山形象。

韩愈在《送区册序》中说道：“阳山，天下之穷处也。陆有丘陵之险、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横波之石廉利侔剑戟。”阳山地理位置之偏僻，山水面貌之险恶，给韩愈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心理印记，这种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认知也为后世所继承。宋代知县林概《读书台诗》即曰：“退之昔负经纶志，作邑当年来此中。漫道阳山是穷处，先生于道未尝穷。”即使到了清代，这种“天下穷处”的地域认知依然遗留在士人的脑海中。清代广东布政司参政姚延著在《阳山县志序》中说道：“陆有丘陵之险，江流水石廉悍，昌黎所称天下之穷处也。”广东督学使者徐琪为“志树文社”题词时也说：“阳邑，天下之穷处，开化较迟。”在清代知识阶层的心目中，阳山的“天下穷处”形象自韩愈塑造后，就一直没有改变过。“顾念兹下邑也，其人愚可使，而以悍名，问之钱谷甲兵，不能举其名与数”（吴楚材《阳山县志序》）。这表现出阳山的“天下穷处”形象成为后世根深蒂固的地域认知。

需要注意的是，韩愈“天下穷处”的认知，事实上包含两方面的内涵。一是地理位置偏僻，山水险恶。在韩愈看来，阳山的山水奇崛险峻，让人难以忘怀。《贞女峡》一诗即云：“江盘峡束春湍豪，雷风战斗鱼龙逃。悬流轰轰射水府，一泻百里翻云涛。漂船摆石万瓦裂，咫尺性命轻鸿毛。”韩愈看到的是怒浪滔天的激流，声若奔雷，不绝于耳，迅如闪电，目不暇接；是高耸危峙的山峡。《次同冠峡》曰：“落英千尺堕，游丝百丈飘。泄乳交岩脉，悬流揭浪摽。无心思岭北，猿鸟莫相撩。”即使坐在县衙之中，韩愈依然在感慨阳山山水的奇绝“湖波翻日车，岭石坼天罅”（《县斋有怀》），气势滔天的水浪和高耸入云的山峰，让韩愈有了一番与众不同的生命体验。关于阳山的山水险恶，民国《阳山县志》曾说：“群山环峙，湟水中贯，崇冈激滩，最为险要。”山水惊险，令人胆战，所谓“水有滩峡之险，山有冈岭之险，中间平地无几里耳”。后世有民谣说：“连阳连万山为一山，湟水连众水为一水”。绵延不绝的连阳山和险滩集聚的湟水构成了阳山的写照。

在山水险恶之外，“天下穷处”的第二层含义即文化荒芜。韩愈在《送区册序》中说：“夹江荒茅篁竹之间，小吏十余家，皆鸟言夷面。始至，言语不通。”“鸟言”指的是有别于中原口音的南方口音；“夷面”说的是岭南当地的纹身风俗；二者代表的是韩愈对阳山风俗文化的认识。对于阳山的风俗，韩愈还用诗写道：“远地触途异，吏民似猿猴。生狞多忿很，辞舌纷嘲啁。”即使快要离开时，韩愈仍然感觉心理不适。如贞元二十年（804）所作的《县斋有怀》便说：“夷言听未惯，越俗循犹乍。指摘两憎嫌，睢盱互猜讶。”文化荒芜与心理孤寂的痛苦，远远大于地理环境的不适应，这种心理毫无疑问又加深了韩愈对阳山“天下穷处”的认识。

“海滨邹鲁”的潮州  

皇权时代的文人学者普遍认为，是韩愈将中原的礼乐文化带到了潮州，令其成为“海滨邹鲁”。如清乾隆《潮州府志》在《风俗志》中就说：“昌黎以诗书礼乐为教，潮人始知文学，明兴，文运宏开，风俗丕变，冠婚丧祭多用文公家礼，故曰海滨邹鲁。”广东提刑使黄文炜也说：“乃若汉台侯之武功，唐昌黎之文教，映带古今，步趋先后，俾将来守是邦者，抱绸缪之虑，绍礼义之风，俨然南服金汤、海滨洙泗也。”黄文炜以为，韩愈的潮州教化独步古今，在韩愈的调教之下，潮州成为“南服金汤、海滨洙泗”。在后人的认识中，韩愈未到潮州以前，潮州文化荒芜，而经过韩愈的教化后，潮州则成为“海滨邹鲁”。明末李士淳以生动形象的笔调指出，韩愈重新刷新了潮州的湖光山色，增添了潮州的光鲜色彩，“潮州自唐以前声教罕通，文物未著，山川灵异之气半湮于荆榛瘴疠、山林海市之中，自昌黎谪潮，以赵德为师，士始知学，山川之色亦遂烂然一新。”李士淳以为在韩愈到来以前，潮州文化处于荒芜状态，纵然有秀美山景，亦无人欣赏，也不为士人所知，只有当韩愈赋予了潮州深厚的文化气息，潮州山色才焕然一新。

事实上，韩愈诗文中的潮州印象与阳山印象并无多大的区别。韩愈对潮州的第一印象就是路途遥远。在韩愈的想象中，潮州是“路八千”，所谓“夕贬潮州路八千”，又有“直去长安路八千”。在路途中，他多次询问路上百姓距离潮州还有多远：“往问泷头吏，潮州尚几里？行当何时到？土风复何似？”此外，《食曲河驿》“孑孑万里程”、《次邓州界》“潮阳南去倍长沙，恋阙那堪又忆家”、《题临泷寺》“不觉离家已五千，仍将衰病入泷船”等路途中的诗文，也是在不断强调潮州距离中原之远。到了潮州，他依然对潮州的遥远路途念念不忘。在《潮州刺史谢上表》中，韩愈说道：“经涉岭海，水陆万里，以今月二十五日到州上讫，与官吏百姓等相见……虽在万里之外，岭海之陬……”。在《别赵子》中，他再次说道：“揭阳去京华，其里万有余。”遥远的路途和艰难的行程已成为韩愈挥之不去的噩梦，即使在潮州安定下来后仍依然。

在路途遥远之外，韩愈对潮州的另一认识就是瘴气横生。还未到潮州，韩愈就开始在其诗文中构建出一幅潮州瘴气图。如《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说：“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泷吏》借途中小吏之口道出潮州瘴气的厉害：“恶溪瘴毒聚，雷电常汹汹”。到潮州后，韩愈继续着他的瘴气书写。《潮州刺史谢上表》说：“州南近界，涨海连天，毒雾瘴氛，日夕发作。”离开潮州前往袁州赴任的途中，韩愈还在唠叨潮州瘴气的狠毒。《黄陵庙碑》：“南海之揭阳，疠毒所聚。”瘴气是韩愈对岭南的习惯性认知，也是当时士人对于潮州的共同认知。如韩愈的好友贾岛《寄韩潮州愈》就说道：“一夕瘴烟风卷尽，月明初上浪西楼。”事实上，在被贬谪到阳山时，韩愈就对岭南的瘴气有深刻的印象。他在《答窦存量秀才书》中说道：“今又以罪黜于朝廷，远宰蛮县，愁忧无聊，瘴疠侵加，喘喘焉无以冀朝夕。”阳山时期的韩愈在《答张十一功曹》中说：“未报恩波知死所，莫令炎瘴送生涯。”《刘生》有“山㺑欢噪猩猩游，毒气烁体黄膏流”之语。《县斋读书》则云：“南方本多毒，北客恒惧侵。”可以看出，在阳山为官之时，韩愈就对瘴气产生了恐慌的心理。时隔十五年后再次被贬岭南，曾经被瘴气支配的恐惧便又涌上心头，令他惊惧不已。阳山如此，潮州亦是如此。

文学书写与地域形象的塑造

无论是阳山还是潮州，留给韩愈的印象都是地理偏僻和文化荒芜。然而二者在最后，一个被塑造成文化荒芜的天下穷处，一个被塑造为文化璀璨的海滨邹鲁。二者截然相反，其背后的意蕴值得深思。

以韩愈在阳山和潮州的施政，二者都是以教化为先。清道光年间的阳山知县陆向荣为《阳山县志》作《序》说：“昌黎未至之先，阳山一蛮獠乡耳。自昌黎政教行，而民始知有制度诗书，日洗濯而熏陶之，鸟言夷面易为衣冠，犷悍冥顽化为齿让，俾千载下得观风问俗，以上供轩之采者，非昌黎实为之耶？”陆向荣指出，韩愈在阳山最大的政绩，就是将中原的诗书文化传播开来，让僻壤的异邦开出了文化之花，让好勇斗狠的阳山百姓变的彬彬有礼，千载之下，功绩仍在。清代阳山举子简景观曾作《通儒社学记》说：“吾邑自昌黎韩文公莅治之后，已革其夷面鸟音之陋矣。当是时，南海名士区册区宏等来从公游，邑之为士者相与切磋砥砺，诵诗读书，彬彬儒雅，虽未登科甲文，风已有可观，岂非韩公之教化所由致哉？”作为本土文人的代表，简景观也认为韩愈的传道授业与诗文雅集，极大教导了阳山百姓对礼仪的向往之心以及求学之心。

韩愈的潮州教化，更是闻名遐迩。其《潮州请置乡校牒》一文，成为后世教化的典范。文中就表现出韩愈为潮州文教事业呕心沥血的一面：“刺史出己俸百千以为举本，收其赢余以给学生厨馔”。将自身供奉拿出来分给学生的韩愈，做出的努力不可谓不大。北宋苏轼写给潮州知州王朝的诗歌《与潮守王朝请涤二首》说道：“承寄示士民所投牒及《韩公庙图》，此古之贤守留意于教化者所为，非簿书俗吏之所及也。”东坡直接将韩愈比拟于“古之贤守”，夸赞的就是韩愈的教化之功。明嘉靖时吕柟《重修儒学记》说：“昔者昌黎韩公退之谪潮阳也，当其时，人不知书，士未尚文，韩公乃延请进士赵徳，尊为学师，以教士子，自是潮阳文物彬彬比于上国。”韩愈在潮州延请名师，亲自讲学，培育出了潮州百姓的求学好道之风，让潮州一带文质彬彬，迥异于他处。清康熙时的广东巡抚李士祯曰：“今潮处岭海之隅，汉以前不通于上国，至唐犹为迁谪之邦，自韩昌黎过化后，迄今彬彬，殆与中州为比。”广东学政邓钟岳也说：“虽汉前未通上国，自昌黎过化，文章礼乐彬彬雅雅，实与中州相颉颃，不洵粤中一大都会矣哉！”“殆与中州为比”“实与中州相颉颃”，就是韩愈留给潮州最为深刻的地域印记。

韩愈在阳山和潮州都非常重视教化，然而却塑造出“天下穷处”和“海滨邹鲁”两个不同的地域形象，这不得不说是韩愈在阳山时所作的《送区册序》与在潮州时所作的《潮州请置乡校牒》两篇文章不同的文化导向所形成的。韩愈作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在科举制盛行的宋明清时代，其文章是天下士子必读之书，因此其文章有着广泛的影响力。《送区册序》和《潮州请置乡校牒》更是著名雄文，引来无数士子的吟诵和揣摩。因思维的惰性，士子们在读到《送区册序》的“天下穷处”时，想当然地以为阳山是“天下穷处”；在读到《潮州请置乡校牒》时，也会想当然地以为潮州在韩愈的调教下，已是“海滨邹鲁”。也就是说，韩愈在阳山大力改进文教，但未在自己的诗文中进行阐释，后世的士民就不会去探查阳山的文教发展情况，只会简单地拿起韩愈的《送区册序》当成自己知识的起点，当成自己认知世界的“武器”。同时，韩愈在潮州进行文教改革后，将改革的前后事宜记述下来，成为《潮州请置乡校牒》，后世士人在读到这篇文章时，也不会去考察潮州的实际情况，而是将韩愈的刻画当成自己的认识。因为人们会选择相信自己已经获得的知识，而不会去探究事情背后的事实和真相；会选择相信自己能够了解的知识，而不会去思索知识是否会正确。

更奇异的是，韩愈所塑造的地域形象成为后世士人认知阳山和潮州先入为主的定见。清代的阳山，已是经济繁荣，文化发展，但外界的人依然用韩愈时代的眼光来看待阳山。清道光年间阳山知县陆向荣在为《阳山县志》时作《序》说：“今虽风会寖开，文物已蔚然兴起，惟地广人稀，民又恶劳而好逸，故土愈瘠，民愈贫。且地介楚粤之交，民猺杂处，深箐陡岭，往往伏奸，究为闾阎扰。”陆向荣一边说阳山蔚然兴起，风物繁华，但又极力批判阳山鄙陋与贫困，这种认识的矛盾与割裂，体现的就是先入为主之见与真实情况的冲突。关于阳山在清代的情况，清远士人朱汝珍在民国《阳山县志序》说：“周览县境，又觉其风俗淳朴，物产丰赡，而山川灵秀之气，磅礴郁稽，故不少豪杰有志不自菲薄之人心焉羡之。”朱汝珍指出阳山县钟灵毓秀，民风淳朴，深得广大英雄豪杰的羡慕。民国《阳山县志》考证阳山的风俗时也说：“阳山民风纯朴，素称易治，男子多勤苦务农，而忽略于商贾，故商务无甚起色。”这里也指出阳山一带民风淳朴，百姓勤于本业，故家庭普遍殷实，既无豪富之家，也无饥贫之口，“富民家鲜千金，行道无乞人，盖阳俗尚朴，服无文绮，器无雕饰。”概言之，阳山的面貌在清代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朱汝珍说：“吾宗海均以矿业起家，手致巨富，翘然为海外雄，即其最著者也。若归而求诸父母之邦，兴其宝藏，则货不弃地，实足裕国而阜民。且后起多材，方出而研求世界各种科学，必能成伟大事业，蔚为将来志乘之光，此则韩公意料所不及者已。”朱汝珍眼中的阳山，具有昂扬的自信和奋进的精神，他们必定可以成就“伟大事业”，阳山的发展必定能够超越韩愈的想象。而此时依然有不少人以为阳山是“天下穷处”，究其原因，就在于很多士人没有到实地考察。他们在韩愈《送区册序》的影响下，就先入为主地给阳山绘制了偏僻落后的形象。在他们的想象中，阳山一地千年间没有发展变化，仿佛处于时空停滞之下，依然是韩愈笔下的那个偏僻、落后的小县。

《潮州请置乡校牒》塑造的“海滨邹鲁”地域印记，则让后人以为潮州的文化水平理所应当地高于周围地域，文明程度不言而喻地发达。如清代邓钟岳经过潮州时说道：“过蓝关秦岭，谒昌黎公，觉浩然之气犹存。意潮之人沐文公之化，其文章风会之盛，必有可观者，逮阅文，而所称风华才藻甲于炎荒，洵不诬也。”邓钟岳在认知潮州时有着明显的先入为主痕迹。他认为潮州经过韩愈的教化，其文章礼义理所应当地高于它处。他将“浩然之气”等同于“风华才藻”，并认为自己的想法是“洵不诬”。车份在《潮州府志》中指出，潮州经过韩愈的改造，成为“海滨邹鲁”；但他同时又发现潮州的实际风俗是“士尚浮夸，商竞刀锥，工趋淫巧，其在细民，火葬、饭僧、轻生、健讼，邹鲁之风稍替焉”。所谓“稍替焉”，只是一种谦辞。火葬完全是主张“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儒家文明的反面，“饭僧、轻生、健讼”亦是违背了儒家思想。可以说，潮州的士风与邹鲁之风有很大的不同，其“海滨邹鲁”之说难以立得住脚。这种强行解释在乾隆《潮州府志·风俗》中也有所体现。该《风俗志》指出，潮州经过昌黎的教化，已是“诗书吟诵彬彬焉，固所称海滨邹鲁哉”；对于现实中存在的“若夫负气好讼”的情况，《风俗志》的解释是：“往往为九邑剧”，将潮州士民喜欢诉讼等违背儒家思想的行为解释为个别地方所独有，然后《风俗志》鼓励后世地方官员移风易俗，重新将潮州恢复到“海滨邹鲁”之上来，“有兴道致治之责者，尚慎所以湔涤而驯扰之欤？”这种难以自圆其说的阐释，映射的就是地域认知与现实世界的冲突，映射的就是韩愈潮州书写对中国知识阶层的影响。

事实上，关于潮州的风俗，明代李龄在《赠郡守陈公序》中就说道：“潮郡属邑四，山川人物之盛，惟潮阳为最，昔以海滨邹鲁目之，近年来官斯土者，或戾其常，民俗亦变，讼烦事剧，号称难治。”李龄直截了当地告诉世人，潮州早非昔日局面，海滨邹鲁之地已经变为难治之地。但这种情况，却不被明清士人的潮州认知所吸纳。陈王猷考察历史后，也指出：“吾潮自韩昌黎为刺史，延赵德为师，文学向臻矣。窃疑唐以诗取士，而《全唐诗》郡人无一见者，宋诗见郡邑艺文志亦寥寥。”从中看出，韩愈的教化之功实际上颇为有限，《全唐诗》中并无一个潮州人，宋代的潮州诗人亦是寥寥无几。因《潮州请置乡校牒》的影响，世人自觉不自觉地夸大韩愈的影响和功劳。由于韩愈的潮州书写深刻影响着后世对潮州的认知，在他们看来，潮州经过韩愈的教化，已经是文质彬彬，绝不会好利轻义，否则，就是与他们所学的知识不符合。在传统中国的思想世界中，有过贤良人物待过的地方，其风俗一定会有所不同。如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曰：“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班固《汉书·地理志》也说：“初太公治齐，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这就是以为周公、召公所治之地，风俗良好，人民重本轻利。这与其说是历史书写，不如说是一种文学想象，是文学家建构的贤人之治的影响力。故在后世的潮州认知中，才会出现这种强制性的解释。

不仅如此，在潮州有关韩愈的风物，都会被阐释成极具正面形象之物。据载韩愈曾经种下两棵树，潮人不知其名字，便称其为“韩木”，并将花之多寡视为能否考上科举的征兆。“愈尝植二木，邦人名曰韩木，又以其花之繁稀卜科第云”。此事本来只是一件纯粹的民间传说和闲闻逸事，没有多少真实性。但后有人较真起来，他根据潮州中举情况，指出“韩木”的花不能反映潮州的实际中举情况，批驳民间传说之讹误。但宋代王大宝见此，又特意撰写了一篇文章，驳斥对方道：“窃观公植之木，能逃化机，为一方瑞，夫岂容伪？殆其善教之道，发造物而藏诸用，使潮人思慕千万年莫之厌者矣。”在王大宝看来，韩愈的潮州之治足以引起祥瑞和佳兆，出现一些常理之外的事物也是正常的。他还以传统中国的福瑞为证，重新搬出天人感应之说：“夫鸟兽草木之奇符，于前事谓之瑞，萧韶、仪凤、周亩、嘉禾各以类应，公刺是邦，命师训业，绵绵厥后，三百余年，士风日盛，效祥于木理之宜然。”王大宝的强行阐释，就是以为韩公教化非同凡响，能够在自然界引起相应的变化。这种阐释的背后，表现的就是传统时代文人在认知潮州时，先入为主地树立了韩愈潮州之治的印象，并不自觉地为这种印象作辩解，容不得他人的质疑。

【原标题】韩愈的两次岭南书写  

【作者】王志强，系南昌师范学院副教授 

【频道编辑】李晓霞 莫群

【文字校对】华成民

【值班主编】蒋玉 刘树强

【文章来源】“岭南文史”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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